袁剑 | 边疆思想史可能是理解中国的一种路径吗？
编者按：原文题目是《边疆思想史——理解中国及其时空构成的一种可能路径》，刊于《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第122-127页。感谢袁剑老师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推送。
从古至今，作为一种标识界限并区分内外空间的边疆始终存在于人类各群体的认知与实践当中，并随着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而在疆域版图层面得以分类性地体现出来。如果说人类的族类变迁构筑了人类社会自古以来民族主义的历时性想象谱系的话，那么，边疆则构成了人类所生活着的地球上各个政权实体中与中心定位相对的边缘位置及其社会状态。如果从“洲”的维度来衡量，那么，我们当下久已熟悉的“亚洲”实际上曾经是“欧洲”的广阔边疆。正如段义孚先生所指出的，早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就已经知道，在通往东方和西方的道路上，还存在着大片的陆地，他们将其分别称为“欧洲”和“亚洲”，而在这之后，这两个词汇就被赋予了政治和经济的含义，到了近代的大航海时代，这种关于已知世界的两分法逐渐具有了新的意义，
欧洲和亚洲都意味着一系列港口的腹地，前者是从西班牙加的斯到挪威特隆赫姆一线，后者则是从阿拉伯到日本之间星罗棋布的港口的连线。……到17世纪末，西方人觉得有必要给自己的文明找到一个具有概括性的名字……而‘欧洲’正好切合了人们的需求。它指明了一个历史、人种、宗教和语言都同根同源的地域。欧洲是一个完整的实体，具有完整的含义。而亚洲并非如此，它仅仅是‘非欧洲’的部分，是以这样一种否定形式来定义的，而且是以欧洲人的意愿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才有了“近东”、“中东”、“远东”这样的说法。……对于欧洲来说，亚洲曾经只是灯火阑珊处的那一抹倩影，但是欧洲人有能力画出这个影子的实际轮廓。[1]
在“洲”的维度之下，由于人类群体特有的自身中心主义认知框架，更是存在各式各样的中心-边疆划分，并同时在历时性和空间性认知方面体现出来。
边疆作为一种历史空间，具有广泛的世界知识基础。德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卡尔·施密特指出：
在古代，地域的界限是由神话意象来划定的，例如海洋、巨蛇或者赫拉克勒斯之柱。而它的政治保障则是由排外性的防御设施来实现的，比如界河、长城、（古罗马帝国的）界墙（Limes）。比如伊斯兰法律中有和平家园（德文：Haus des Friedens；阿文：dar-el-Islam）这个概念——和平家园之外尽是战争的区域。上述这些界限的意义在于，它们将和平的秩序与非和平的无序，将宇宙和混沌，将家园和非家园，将保护区和荒野，彼此区分开来。这些界限蕴含了当时万民法上的一个分疏。相反，18、19世纪的相邻两个陆地国家的边界含义并非彼此排斥，而是国际法上的相互承认——承认边界之外的邻国土地并不是无主的。[2]
Pillars of Hercules
Upper-Germanic Roman Limes，German Limes Road (Deutsche Limes-Strasse)
在更广的层面上，人类学家托马斯·M·威尔逊（Thomas M. Wilson）和政治学家黑斯廷斯·唐南（Hastings Donnan）则认为边疆是一种“在宽度上多变，既可以跨越边界，也可以远离边界，民众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可以经由协商而具有多种行为和内涵的区域”。[3]在他们看来，边疆就是国家边境周边区域所具有的特征，而边疆内部可以具有交互性。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上，美国、俄国、殖民帝国时代的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以及中国周边各国的边疆认知，在时空维度上具有各自足够的边疆实践经验与代表性，并对中国自身的边疆认知框架及其治理实践形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美国的边疆开拓及其以特纳学派为代表的理论阐释，不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塑造了美国的建国史和发展史，而且还成为塑造“美国性”的重要推动力；[4]法国的“自然边疆”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成为塑造法国历史与现实认同的主要理念；[5]西班牙研究北美帝国史的学者，则以交替使用“边地”和“边疆”而著称。[6]有地理学家甚至认为，边疆就是“政治景观几个世纪以来的共同特征”，但是，随着国家边界的确立，到了“20世纪，仅存的边疆大多已经消失”。[7]总体而言，由于学者在不同领域所受的学科训练存在差异，所以在相关的比较研究层面，无法形成具有一致性的共同语言。[8]
同样，在中国，由于历史阶段性的差异，边疆也相应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图景。在中国传统王朝的历史空间中，边疆更多地指涉文化的边缘区域，并在治理层面更多地以化外之地、羁縻区域的形象加以呈现。在这种总体框架下，“天下”实际上成为涵摄整个古代中国的道德与秩序标志，不仅涵盖了地理意义上的中原与边缘区域，而且还塑造了一个具有自身能动性的边疆类型，一种能够经由社会转变、道德提升而实现地位跃迁的文化边疆类型，正所谓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例如，《隋书·地理志中·谯郡》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南阳古帝乡，搢绅所出，自三方鼎立，地处边疆，戎马所萃，失其旧俗。”[9]在边疆与中心之间，最重要的是文化层面的差异，地理位置反倒是其次的。
隋大业八年（612年）地图，图中所标识的地点为谯郡
隋大业八年（612年）谯郡所在地
这种中国王朝本土知识下的边疆，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往往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与中原内部治理事务相对应的，附属于古代中国内部治理大框架的治理类型，成为支撑和维系传统中国内部文化认同与权力结构的重要资源。例如，《宋史·杨畏传》中就有这样的表述：“迁侍御史，畏言事之未治有四：曰边疆，曰河事，曰役法，曰内外官政。”[10]又《宋史·吴昌裔传》曰：“将帅方命，女宠私谒，旧党之用，边疆之祸，皆此阴类。”[11]在这之后，《明史·李俊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述：“今或一监而丛一二十人，或一事而参五六七辈；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总领边疆，专大将之权；或依凭左右，援引憸邪；或交通中外，投献奇巧。”[12]《明史·袁化中列传》中则曰：“天启元年二月疏陈时事可忧者八：曰宫禁渐弛，曰言路渐轻，曰法纪渐替，曰贿赂渐章，曰边疆渐坏，曰职掌渐失，曰宦官渐盛，曰人心渐离。”[13]以上官方正史中的叙述结构，就将“边疆”作为与其他治理内容并行的议题，放到整个治理结构中加以考量，并在某种程度上为“边疆”赋予了某种能动性，使其不再是与土地、地域等相类似的区域性指称，而是跟整体的文化中国框架形成了内在关联。
尽管世界史中的近代与中国史中的近代时限存在近两百年的时间，但知识的碰撞却不会因断限的不同而消隐不见。早在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之际，双方在对世界与中国周边的认知方面就已经有了观念上的碰撞。在马嘎尔尼的回忆录中，就记载了他与和珅的一番谈话：
正事之谈判毕，相国又与吾闲谈若干时。先问余路上情形如何？次问余一路航海曾在何处停泊？停泊时，所为何事？余一一约举告之。述至交趾支那多伦海湾时，相国言：彼处乃我们中国的藩属。余曰：贵国声威四布，远方臣服，敝使殊为欣喜。彼人问曰：俄罗斯与英吉利相去多远？目下两国要好否？意大利与葡萄牙两国与英吉利国相近否？臣服于英吉利国否？余乃用中国里数说明英、俄两国相距之远近。又言：目前英吉利国与世界各国都甚要好，与俄国女皇亦很和睦。但吾英国皇帝陛下居心仁正，以保障和平、扶助弱国为心。曾有一次，俄罗斯女皇欲发兵与土耳其国打仗，侵夺其地面，吾英国皇帝出面干涉，使俄国不逞志于东方，以致两国不免稍有芥蒂，然现在仍很和睦，并无战事。至于意大利、葡萄牙两国则与英国相去甚远，且并非英国之属国。然吾英国皇帝乃西方盟主，对于各国均用友谊联络之、用正义保护之，对于意葡两国亦然，两国之于英国在实际上亦甚有关系也。[14]
玉嵌金嵌宝石刀把，马噶尔尼使团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送给乾隆的生日礼物
这段记述所体现的中国与西方之间在外部认知上的差异，实际上恰恰是双方对于自身中心-边疆-域外整体性观念的系统差别。当时的清朝统治层对于外围世界的认识实际上是内部观念秩序的对外延伸，以对内部认知的逻辑和框架来思考和认识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外部世界，自然就会形成知识层面上的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在近代的国际交往背景下，在边疆领域鲜明地体现出来。
二、中国叙述的两难：整体性与历时性
当代的世界，由于国际关系的主体依然是国家，对于国家的认知构成了我们理解世界及其内部运作逻辑的知识基础。而作为一个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的文明大国，如何对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及其内部的多样性进行有效的叙述，进而构筑与域外文明所不同的结构与框架，就成为边疆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在我们当下，中国叙述存在着一种“两难”：一方面，存在着古代中国空间的区分性叙述，这主要表现为古代史叙述中的中原王朝与周边地方政权；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近代转型期的存在，体现在中国叙述层面，还有一种对于近现代中国空间的整体性叙述，在这当中，中国近代的整体走向以及边疆危机的浮现成为一种基本框架，中国领土疆域的主体维系与部分沦陷构成了这种叙述的主线之一。如何形成对于古代与近代中国的整体性叙述，主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历时性上加以厘清，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中国叙述中的内在困境，而作为生活在中国空间的中华民族，在面对古代与近代的时代变迁时，同样面临这样的一种叙述困境。这种困境，促成了我们对于作为思想史之一部分的中国边疆及其边疆叙述的思考。
我们当代的历史叙述中存在显性与隐性两种记录，在古代与当代呈现出的显性记录，主要是以王朝序列为主轴的历史，这种历史对于构筑我们的整体认识当然十分重要，但在这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认知层面的内在困境，具体表现为作为王朝边缘区域的定位与地方政权的定位之间形成某种认知冲突，例如，明朝的东北叙述与后金政权的自我叙述之间，在当代文本中如何呈现，就成为一个难题，需要知识界形成新的共识。事实上，“新清史”的叙述空间正是在这种暂时欠缺共识的叙述难题中形成的。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处理好这样的问题：“隐性的记录”在一个具有整体性的中国历史空间中如何呈现，怎样呈现？
北宋摹本《职贡图》（局部），原为南朝梁萧绎作
在这种期待中，我们需要在王朝史的叙述框架之外，更好地去理解作为区域、文明与历史连续性的边疆空间。作为区域的边疆，往往是呈现一种碎化分布的态势，但在各边疆区域之间如何建立和叙述内在的关联性，从而确立边疆的区域化框架，值得深入思考。在既有的研究中，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史对此涉及较多。作为文明的边疆，所指称的更多的是其自身所具有的地方性传统，在这方面，民族史的叙述较多。作为历史连续体的边疆，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知的新框架，在中心区域历史变迁的同时，边疆部分存在怎样的历史性变动？中心与边疆之间的联动关系如何展现？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叙述较为欠缺，而这正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方面。
随着政治理念的变迁与地缘格局的调整，世界范围内传统的帝国与王朝纷纷向民族国家结构转型。在这过程中，关于这些政治行为体的相应知识也被逐渐更新，关于国家、政权、区域的相关分类也随之发生变化，结合到中国近代的语境转变，在古代曾经长期具有属人特质的一般意义上的藩部-部属结构与分类随着近代王朝与国家治理的转变而逐渐消解，具有属地特质的边疆结构及其相应的历史叙述逐渐形成，并成为作为帝国结构继承者的民族国家结构化叙事的基本分类。
进入近代，在社会与学术的转型中，中国的边疆研究同样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面对外敌入侵，当时的学人开始在历史中找寻可能的应对之道。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边疆研究更是担负起救亡图存的学术使命，为塑造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重要而关键的学术基础。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体地缘环境的变迁与中国国力的增强，当代中国的边疆研究已经摆脱了当初救亡图存的历史需求，开始面对全球化浪潮下如何认识和面对内部区域协调发展以及边疆地区在中国-域外的国际交往中所起到的连接枢纽地位，这既不同于古代中国语境下对于边疆史地的探究，也不同于近代积贫积弱背景下基于国家独立与巩固而对边疆在国家内部所具有的政治军事安全所进行的相关研究，而更多地面对当代边疆地区发展及其内外交流与互动的问题。这是中国边疆研究在当代最为重大的转变。[15]
《尼布楚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划定的中俄边界
如果我们结合中国的历时性来观察，就会发现，边疆研究本身也存在一个周期性的节律变化，具体体现在阶段性特质及其内在逻辑方面。与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分析相对应，古代的边疆研究具有一种内在的循环特征，王朝的边疆施治成为叙述的中心议题，其学术高潮则是具有总括性的西北史地学，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乾嘉以来既有学术资源的一次能量绽放，是传统士人以传统学术来应对新问题的一声绝响。”[16]而一旦封建时代走向终结，这一研究就面临学科对象与方法上的巨大转变。近代的边疆研究具有革命性，这与广义上的近代史指向相一致，救亡图存的特征在边疆叙述中体现得较为明显，而边政学作为近代边疆研究的一大高潮，一方面在近代的边疆危机中得以蓬勃发展，而另一方面，随着抗战及二战之后中国边疆危机的整体性解除，在短期内便不再成为学界关注的中心。从整体历史来看，近代中国的边疆研究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历史研究的“民族国家化”的一部分。结合到自身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种具体而微的缩影，在研究内容方面也成为近代史在边疆地区的投射。那么，在当下，随着时代特质与时代主题的变化，我们如何在边疆研究中超越既有的循环性与革命性叙述，形成新的范式与框架？
清乾隆时期伊犁将军管辖范围示意图
面对上述的诸多叙述困境与现实需求，我们有必要更为深入地去思考如何形成一种兼具时空连贯性与整体性的边疆认知框架，并形成连续性叙述。思想史方法作为一种独特的认知路径，曾经为思考中国在制度、核心意识形态以及文化认知方面的连续性与整体性提供了充满解释力和启发性的成果，同时也激发了一代代学者对构筑中国意识与中国观念的相关问题的追问与思考，这种认知路径如今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对于中国文明，美国著名的思想史大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提示我们，即便是在我们现在认为是核心中国的区域，依然具有相当程度的地区间差异，
鲁国常常被看成是古老的周王朝“古典”传统的中心地带。北方的海滨地区燕国和齐国是巫术和萨满思想模式的故乡。楚国则是极其华丽的宗教幻想的故乡（据某些“道家”传说）。与此同时，据说西北边陲地区的半野蛮国家秦国民风简朴而坚韧，为法家思想模式提供了理想的“民众基础”。中原地区历史悠久、建国甚早的国家，与北部、西部、南部边陲新的“半野蛮”国家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这些在典籍中对此有敏锐的反映。然而，即使将这些思想模式归因于地区起源的说法是恰当的，由于它们逐渐地发生变化，最终在一个共同的话语框架之内相互作用，在公元前的第一个一千年内终于形成了一个共同文明。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思想模式之中，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前提假设，它们都出自大家共享的古老文化取向。[17]
这就表明，在中国思想史的形成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中心-边缘相互作用的趋向，“边缘”思想逐步被纳入到“中心”思想当中，并形成更具超越性的“共同”思想。
在这种思想成型的过程中，经由春秋战国而导向的秦汉时代是一个关键的阶段。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
秦末之乱，生民涂炭。然此特一时政治之失调。若论其时中国民族精神，则正弥满活跃，绝无衰象。故及汉之兴，休养生息，未及百年，而已元气磅礴，蔚为极盛。秦有谪戍之法，移民边徼。及秦乱，中国之民，又相率避地奔亡。然皆能自立塞外，播华族之文风，化榛莽为同域。[18]
在秦汉确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周期的同时，也构筑了民族结构层面的开放性空间，并将其导入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思想史框架当中。
在历时性的理解中，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古代的中国在更大程度上与其说是一种政体结构，不如说是一种文明框架，它将天下观念纳入自身的运作秩序当中，进而构筑了一种超越单一族类指向的整体空间认知。在这种基础上，一直到近代为止，中国自身的世界认知始终是“无外非中”的，所谓的域外知识始终是本身秩序的附着物与补充者。在费正清的笔下，古代中国的世界秩序表现为一种以自身为中心的、等级制的圈层结构，第一个是汉字圈，第二个是内亚圈，第三个则是域外圈，这三种圈层结构塑造了古代中国的对内与对外认知框架，而各个统一王朝的总体政策都围绕这一圈层结构加以设计与执行。[19]进入近代，随着中国传统世界认知框架的重构，中国观念中的“天下”逐渐失去了其本身所具有的普世性意义，而内缩为一种与本国疆域空间相重合的国家结构，它不再具有某种文明共同体的特质；也正是在这种转变中，在传统意义上能够被囊括进“天下”叙事框架的中心-边疆结构，在近代以来对外部世界的区域化认知中，形成了我们如今已经习以为常的“中国-世界”框架，而在这种框架中，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域内”与“域外”的两分式结构。
出土的唐朝东罗马金币，金币上为查士丁二世半身像，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这种既有的框架与结构中，前文所述的关于中国叙述的两难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影响着我们对于自身与世界的认知。其中，如何在当今的民族国家结构中理解“天下”的生成逻辑，如何去认识费正清所指出的古代中国世界秩序中的第一圈与第二圈之间的关系，进而更全面地理解“域内”的空间与互动关系，就构成了我们思考和寻找具有整体性的中国叙述框架的关键所在。
以此为出发点，基于为中国历史空间中具有连续性与关联性的边疆区域构筑整体叙事框架的可能与尝试，“边疆思想史”作为一种非区域和超区域层面的结构思想叙述，它不单单局限于对中央王朝对于边疆区域及其生活其上的诸族群的治理政策与思路的梳理与考察，而是建基于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中原-边疆关系认知框架及其内部群体与政策互动关系的整体关系揭示，着重关注的是中央政权边疆政策在边疆区域内部的创造性转化与在地化实践，以及在这种转化与实践中所生成的内部关系逻辑及其网络。通过揭示边疆区域内部的这种内部关系逻辑与网络，边疆思想史将能够超越既有的对于边疆的区块化认知，从而形成中原-边疆关系的整体互动关系，并在透彻理解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一统”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对历史与当下中国时空连续性的新认知。在文化的层面上，它无法回避整体的道德感与真实性问题。
“边疆思想史”之所以是可能的，在于我们当前有切实的必要从连续性中寻找一种叙述边疆的整体性路径，这基于两方面的前提：一方面，边疆知识逐渐成为弥补曾经断裂的世界与中国之间空间的“普遍”知识分类，超越了古代原有的藩部话语，与中心区域话语共同构筑了与民族-国家结构范围相一致的中心-边疆结构。“边疆空间”成为“少数民族”的事实性生活空间，而由于“边疆”存在地域层面的联系性，因此构成了构筑“边疆思想史”的可能性。在另一方面，古代中国的连贯性叙事与近代国外的区域性和世界性学术（如汉学与藏学、蒙古学、突厥研究等，包括沿海中国研究）在当代的交错。此外，近代殖民帝国边疆概念的话语流动影响了殖民地及周边区域（如英法殖民地对中国西南和南部边疆的话语影响、俄国、日本对中国西北、北方和东北边疆的话语影响）；上述这些，都为“边疆思想史”提供了现实的研究基础。
俄国势力范围下的“牛庄”铁路（辽宁）
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原为沙俄东西伯利亚第四步兵师的随军教堂
当然，在对“边疆思想史”的整体性叙述方面，我们也必须正视存在的难点，即如何处理近代中国的边疆叙述与古代边疆认知方面的逻辑衔接，如何面对关于中国叙述层面形成的几套基本框架——中原-王朝认知框架、内亚-帝国认知框架、华南-区域认知框架等等之间存在的共识、交错与冲突，以及如何处理边疆区域内部之间的思想性关联等。揭示这种“边疆思想史”，将能够有效地凸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边疆”所起的纽带作用，在历时性的维度上，边疆这一历史空间所指涉的不仅是人群的共同体，更是地域的共同体。此外，作为一种新的思考路径，经由“边疆思想史”的认知角度，也将为“跨界民族”、“边界观念”等议题提供新的解释空间与框架。在具体的切入点方面，“边疆群体”和“边疆人”将是未来可能的叙述重点和方向。在另一个层面，对于“边疆思想史”的讨论，也还涉及对于其内涵、与“一般思想史”的关系、具体的学科基础、民族与边疆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中国文化与认知的圈层结构与边疆话语的关系等，所有这些，都还值得进一步探究与讨论。
（作者按：本文为2019年度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立项课题“边疆思想史——理解中国及其时空构成的一种可能路径”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初稿曾在2019年3月5日下午举行的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第六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上宣读，得到诸多师友的宝贵建议，特此致谢。）
注释
[1] [美]段义孚著，志丞、刘苏译：《恋地情结》，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60-61页。
[2] [德]卡尔·施密特著，刘毅、张陈果译：《大地的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18页。
[3] Thomas M. Wilson and Hastings Donnan, eds., Border Identities: Nation and State at International Frontiers. Cambridge, 1998, p. 9.
[4] Frederick J.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893, pp. 197-227.
[5] [美]诺曼· J. G.彭斯著，袁剑、刘玺鸿译：《法国“自然边疆”观的起源》，《中国边疆学》第十辑（2018年第2期），第253-265页。
[6] 参见John Francis Bannon, The Spanish Borderlands Frontier,1513-1821. Albuquerque, 1963.
[7] J. R. V. Prescott, Political Frontiers and Boundaries (Boston, 1987), p. 1.
[8] Lamar and Thompson, eds., Frontier in History, p. 6.
[9] 《隋书》卷三〇，志第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843页。
[10] 《宋史》卷三五五，列传第一一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184页。
[11] 《宋史》卷四〇八，列传第一六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302页。
[12] 《明史》卷一八○，列传第六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780页。
[13] 《明史》卷二四四，列传第一三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340页。
[14] [英]马嘎尔尼著，刘半农译：《乾隆英使觐见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6页。
[15] 袁剑：《边疆研究的域外资源与比较可能：基于美国、法国、泰国边疆概念研究的分析与启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16] 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306。
[17] [美]本杰明·史华慈著，程刚译，刘东校：《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18页
[18] 钱穆：《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9页。
[19] [美]费正清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3页。
作者简介
袁剑（1981- ），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主要从事边疆研究与中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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